四年以前，我从街上买到一张磁带。我有一个很好的随身听，所以我反反复复的听这张磁带，我的耳机不太好，所以听得太久了，耳朵就会很疼。这时候我把耳机摘下来，感觉到声音突然从世界消失的刺激。这一秒钟的刺激会激励我走到阳台上去。我在四年前的秋天买到了那张我本来有，后来弄丢了，而且丢了很久的磁带，所以我在阳台上看到了秋天的景色。我有时候还会在阳台上遇到我的室友，我要么不理他，要么搬张马扎跟他坐在一起，开始议论球赛和路过我们楼下的人。四年以前，我和我的室友，或者我单独一个人，在阳台上坐了一个下午，我看见我们对面的楼往下塌陷了几公分，树也长高了一点，我摸摸自己的头发，头发已经长到了脖子上，扎的我很难受。

我和蓓蓓讨论一些我不大懂的东西，我记得我们有时候走在草坪上，讨论文艺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变迁问题。有时候也会爬到树上去，讨论难以理解的哲学问题。我们无话不谈，有一次，有一辆自行车撞在我们的衣服上，龙头被撞歪了，我们掸干净衣服，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然后开始讨论萨伊德和东方主义，我那时候一点都不喜欢东方主义，我站在人来人往的大马路上，大声的说：

鬼扯的东方主义，再加上鬼扯的西方主义，那才完美呢。

蓓蓓也不喜欢。我们一起吃后门的饭馆，我吃了好几碗面条，把蓓蓓吓坏了，她问我，有没有吃到喉咙那里，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她解释说，东西吃的太多，就会漫到喉咙那里。我嘲笑她胡扯，她难过的辩解，我还是不相信，可是我说我没吃到喉咙那里，让她放心。我回到寝室很后怕，拿过镜子来对着喉咙拼命照了一气。

四年前那个秋天，我坐在网吧里，反反复复的听某一支歌。网吧里有很多人吃饭，空气油腻腻的，我的两只手的手指被油脂牢牢地粘在一起，我只能找老板借一块手巾，用力擦两只手，擦到满手还是油，不过勉强能动了。我这时候才发现眼镜已经完全被油糊住了，我只能从网吧里出来，找个有水的地方把它洗干净。我每次洗好眼镜，重新戴上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舒服。在四年前的那个秋天，我从网吧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拿出手机，开始写短消息：

一起吃夜宵吧。

我忘记了写短消息这回事，就走回寝室去了。我路上经过了一片森林，阴森森的，什么动物都没有，也没有人。我莫名其妙，有点恼火的加快步子往寝室走。走到森林尽头的时候，有几个人在路上谈话，张望，我发现我一点不认识他们，就奔跑着逃走。我很快就回到了寝室，坐在我的椅子上。我把胳膊趴在我的桌子上，轻松的吁了一口气。我回来之后要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我拿到手机，看到屏幕有点奇怪，我仔细一看，上面有条写好的短消息：

一起吃夜宵吧。

蓓蓓安静的躺在我的怀里，我安静的抱着她。我有时候会想一下今天我们谈到的问题。我以前知道的不多，蓓蓓每次说到一个新的东西，我都要仔细的听着，希望能听懂。我想问她今天想吃什么，可是她开始跟我说她昨天晚上做的梦，蓓蓓最近对弗洛伊德很感兴趣。我也很想知道，但是弗洛伊德太难懂了，我之前什么都不知道，根本学不会。我仔仔细细的听蓓蓓说，我觉得她说的对，但是有时候我会嘲笑她太教条了。蓓蓓指着马路上的汽车，我问她，你怕汽车吗。我很怕汽车，我小时候被汽车撞过一次，我还觉得汽车的车头灯那里像一张人脸。蓓蓓的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我停住不说了，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我觉得她要哭了，她在我怀里抖得像一只猫。

我问她，今天晚上吃什么。她说，我要吃日本菜。我说我不喜欢日本。我们一起去吃日本拉面。蓓蓓让我吃芥末。我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就一口吃下去指甲盖那么大，我被冲得喘不过气来，赶紧吃了一大口面条。我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蓓蓓说，是蘸着别的东西吃的。我说，什么东西。

我在四年前用的手机，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大盒子。我经常用它和我的同学发短消息。有一次，我忘了把收到的短消息从手机里删掉，结果那个大盒子就鼓了起来，比平常大了一倍。手机也会着急，如果我写完一条短消息，结果忘记了发出去，它就会急的出汗。在那个秋天的晚上，我回到寝室之后，发现口袋被浸湿了，我仔细的看没有夜光灯的屏幕，发现了一行消息：

一起吃夜宵吧。

我坐在椅子上，开始翻手机里的电话本，我很快翻到了号码，把消息发了出去。手机等回复的时候一点也不着急。它有时候站着等，有时候坐着等，有时候还边睡觉边等。在四年前，那个秋天的晚上，我的手机躺在我的桌子上呼呼大睡，好像没什么事情与它相干。过了一会，回复来了，它很不耐烦地冲我低吼了一声，其实，我本来没打算要吵醒它：

我把花瓶摆在书架上，效果是惊人的，气氛。

我有点愣神，不过我的手机看上去心安理得。我不想与它吵架。我躺在我的床上，睡了很久，直到第十天的早上，我的室友才把我叫了起来。

Yolanda又有好文章。最近的有三篇好文。这一篇刚刚发表，标题就很吸引人，内容也是我感兴趣的，全文摘录如下。

谁来写顽皮

回家之前，在看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看书中所谓垮掉的一代，他们如何疯狂的追逐自己的“信仰”。也看到，我们的生活和文化如此的不同，如果真的有一本中国版的《在路上》也一定不会让全球文学界渴望的目光失望的。

事实上，
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不是像韩寒同学那样的，上学的时候一路闯红灯，最后却可以成为旗帜……
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他们必须经历中考，高考的折腾，有的还要经历考研的折腾。
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尤其是男人，会选择学理，人们认为技术比理论更加“实际”。少说话，多做事，我们必须更加务实。
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是因为嫌贵，舍不得买iPod。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他们的信仰里面不只是自由和快乐，还有责任和善良。
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他们更加率性，他们自有主张。
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他们亦在路上，在奋斗，他们活的亦是妙趣横生，只是，他们不喜欢宣扬他们的主张，怎么办？谁来写他们的顽皮？谁能懂他们的主张？

如果是关于我们这一代的小说，我坚定地认为，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写，他们的行为，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那么保守，同时，他们的思想，却也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那么开放。反正我是不肯相信所谓的设身处地的观察者的话的。不过这群人就是不肯写小说，他们自顾自地生活，嘴里还念叨着：“我就喜欢，你管得着吗？”

Yolanda点出了许多问题，比一般人敏锐地多。这就是她拥有的，一般人没有的“设身处地的观察者”的能力，不知道她会不会承认，也许根本无需承认，就像她所说，她“就是不肯写小说”，她写的小说也一定离不开这个主题：

就是不肯写小说

最近一直在关注耀爷，刚刚听了野人花园的《拥抱我》，忽然很有感触。

我记得我那时最熟悉的外国歌手就是野人花园，我一开始最喜欢《圣莫尼卡》和《动物之歌》。前面一首很凄凉，后面一首很奔放。然后把专辑反反复复听过几十遍之后，就开始更喜欢《我需要你》和《拥抱你》。尤其是《拥抱你》，我那时候关上台灯，打开窗子，吸着刺骨的冷风，反反复复的听这销魂的曲子，音乐对我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那时候生活也很简单，对我来说，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候就是下课，我像一个真正的为情所困的人那样半倚着窗子，用眼角的光注视着我心爱的女孩，我有时候希望学校的广播会突然播放《拥抱我》，我就和她一起沉浸在那个销魂的曲子里，然后彼此用眼角的光交流着欲说还休的爱情。

那时候有许多幻想，也有很长的空虚，有许多悲伤，但是没有绝望，有许多诗句，也有伤人的言语，有许多懊恼，但是没有遗憾。那时候就是充满诗意的日子，那时候，我们都年轻的不知所措。

我希望我一直过那样的生活，那时候我不知道还有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即便在现在这样值得永远珍惜的生活中，我回想起那反复听《拥抱我》的日子，依然感觉不到一点羞愧和自责。我那时候做了无数的蠢事，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心情屡屡飘散，但是心路根本没有转向，我那时候就知道了，我愿意追逐我爱的人，我愿意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为她决斗。

但是我没有力量，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像一位在上一场战斗中负伤的骑士一样被光荣的从战场上抬下来，我的伤疤不是耻辱，而是光荣的徽记。我解甲归田，静静的创造着我的时代。

耀爷做了很多事，可是还不足以让他永不后悔，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我把另外一首野人花园的歌词贴在这里，这是一首优美的歌，足以打动所有人心灵。

刚才Yolanda问，你说我们现在写的这些东西，有文采吗。我说，挺有文采的。Yolanda问，什么是文采啊。我说，就是自由的思想。然后我补充，就是没有被教育体制扼杀的想象力。我觉得这说法虽然简单，也算说中要点。前两天蓓蓓去了一位印度裔名作家的讲座。该作家传达了一个对我们而言无比陌生的信息：全球文学界的目光正在充满渴望的注视着中国，世界各地的文学家，批评家,翻译家和出版商们都在每一次大型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焦急而期待的翻阅新出版的中文小说，希望能从中发现足以带给世界文学以惊喜的作品。事实上，他们好像发现了几本拥有一定思想，有潜力形成某种思潮的作品，可是毕竟远远缺乏深度与力度。这位作家是在回答蓓蓓的提问时表达出上述的意思的，她鼓励蓓蓓尝试写作，现场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我并不认为这是纯粹的玩笑。

被老大点到了，听起来可不是那么好玩……